《庄子·盗跖》篇中记载说：“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如果说庄子常用“荒唐之言”尚不足信，几百年后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则为公认的信史，该文记载秦时陈胜、吴广远戍渔阳，遇上大雨道路不通，一行九百多人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按秦法戍卒失期当斩，陈吴两人计议说：“如今逃亡也是死，起义也是死，既然同样都是死，干吗不起义推翻暴虐无道的秦朝呢？”于是他们决心揭竿而起，带领同行的农民兄弟们“伐无道，诛暴秦”。此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每次起义轻则削弱暴君的统治，重则天翻地覆改朝换代。

可见，当百姓不再畏惧统治者生杀之威的时候，那么天崩地裂的灾难就要发生了。

唐太宗就深知人民的力量，他反复告诫自己和臣下说：水可以载舟，水也可以覆舟。顺应民心可以成就帝业，失去民心就会被人民推翻。

民心向背决定国家的治乱和政权的兴亡，《文子》对此曾有精到的阐述：“为治之本务在安人，安人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不夺时，不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去骄，去骄之本在于虚无。”

要使国家繁荣和政权巩固，首先就得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要是盘剥得人民身无立锥之地，人民能不痛恨这样的暴政？君主要是压榨得人民毫无喘息之机，人民就必然诅咒这样的暴君。民不聊生致使民怨沸腾之日，也就是国家开始动乱和暴君将被推翻之时。君主与人民同其苦乐，人民就与君主共其命运，政府关心人民的祸福冷暖，人民就会拥护政府的政策方针，甚至乐于为国家的稳定和昌盛而献出自己的一切，从古至今人民就富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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