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在现存的一百二十多首陶渊明诗歌中，正面歌吟生死这一主题的诗歌就有五十一首之多，如果加上他侧面和间接涉及生死之忧或迟暮之叹的作品，吟咏生死的诗歌占了他全部创作的一半以上。或许是认为沉吟死亡就意味着精神的颓废，至少是他诗歌中的白璧之瑕，或许是认为吟咏死亡的诗歌在他创作中不足挂齿，或许是把它看成与诗人生命不相干的孤立现象，人们多把眼光盯在他那些诸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热爱劳动和同情人民的情怀、迷恋田园山水的雅兴及诗风的真淳自然一类问题上，竟然忽视了他有一半诗歌沉吟死亡这一惊人的事实。陶渊明这位人生的智者从未躲闪过人生难以躲闪的死亡，但我们这些敬重他的后代却有意无意地躲闪他诗歌中的死亡主题，很少严肃认真地探讨过他曾严肃认真地吟咏过的死亡这一内容，几乎没有人去追问一下：陶渊明对死的沉思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生的体验和决断？这的确是一个不得不追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进行这一追问，那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诗人为什么要选择他所走的那条人生道路？他为什么要返回自然？他为什么不享受“公田之利”而去“种豆南山”？他的诗歌为什么能削尽浮华而真淳自然？

还是让我们先回到陶渊明所打交道的那个世界，这样才能理解他为何不断地沉吟生命和死亡，为何对死亡的恐惧与超越构成了他诗文的头号主题。陶渊明咏叹死亡只是魏晋诗人喟叹生死这一场大合唱中的压台戏。魏晋之前，生命的短促并没有构成诗人们精神上的困扰。《诗经》虽偶有“今我不乐，日月其迈”的慨叹，但现世生活的艰辛与喜悦才是先民们注目的中心；《楚辞》中倒是充满了生死反思，但屈原主要是在价值颠倒的时代追问自己是死还是生，充满了对政治腐败君王昏庸的愤懑怨怒，并不是对人生短暂的焦虑太息。至于汉代那些煌煌大赋多忙于对自然和建筑的描绘铺陈，驰骛于对外在对象的征服与品尝，心灵还无暇栖息于内在的精神世界，更无暇去关注生命的自然限度。这是由于生命的短促无常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哲学遮蔽了。孔子将个体抽象为伦理的存在物，“仁”与“道”成了生命的本质和目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使在将死之际所言所行也要合于仁道：“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物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个体的生死丝毫不值得关注，“得正而毙”（死得合于道）倒是不得不考虑的。既然生命的唯一目的和最高价值是为了成仁，那么礼仪的娴熟、典籍的温习、节操的修养就成了人生的正当功课，生命死亡的深渊被掩盖起来了。东汉末年，统治者种种残忍卑劣的行径践踏了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套悦耳动听的王道，随着汉帝国大厦的倒塌崩溃，对儒学的信仰也逐渐动摇，集中体现儒学教条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虚伪苍白的面孔，不佞之徒借仁义以行不义，窃国大盗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这时人们才发现，除了个体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过去被说成是生命目的和价值之所归的仁义原来是扭曲生命的桎梏，与仁义相关的那些气节、操守、礼义、道德通通是假的。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的脱节带来了人的觉醒，一旦认识到仁道并不是生命的目的与归宿，那么对个体自身存在的珍惜与依恋就变得格外急切和深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即使是魏晋人所研味嗜好的庄子也不能给人们带来死亡慰藉。庄子认为悦生恶死毫无道理，生与死其实是一回事，说不定死后比生时更快乐。《庄子》中多处论及齐生死等寿夭：“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德充符》还主张“以死生为一条”，《大宗师》也说：“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应以“死生存亡为一体”。王羲之对此毫不客气地斥责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王羲之：《兰亭集序》，《晋书》第七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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