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释》一诗中的“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早在陶渊明之前阮籍、嵇康已发表过类似的言论。阮籍在《达庄论》中指出:“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以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消息不亏。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以永存也。”在同一文中他还认为:“作智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荣生者失其真。”不过,阮籍的“恬于生而静于死”还是一种纯理论形态,陶渊明《神释》不只是释“自然”比阮籍透脱,更重要的是陶将这种理论变为一种生存选择、一种生命存在。“纵浪大化中”就是返回自然,使个体与天地融为一体,它是诗人面临死的深渊时生的决断,因而是他生命意识的核心。
在意识到个体终将“身没名亦尽”之后,为什么要作出“纵浪大化”这一返回自然的存在决断呢?再美的盛誉也将湮没无闻,盖世的功业终将成为过去,耀眼的荣华更是转瞬成虚,个体不能指望通过这些而超越自身,然而,作为感性存在的个体生命又得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因为这个在具体时空中存在的“人生”来去匆匆,“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他总是不断地追求超越生命的有限而与无限合一,期望回归本体以求得永恒。可这个本体又不是慧远那超绝的西方净土,也不是葛洪那缥缈的“帝乡”,而就是千秋永在的自然。死去则“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之三),生时就“纵浪大化中”,与大自然深心相契,与山川万品归于一体,在感性的时空中超越感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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