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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失此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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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本真地存在”就是听从自己的本性做人,因为“性者,生之质”“生之谓性”,“不失此生”便归结为不失其真性。不仅贵生的道家强调“不失其性”或“不易其性”《庄子》中《马蹄》《胠箧》等篇,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二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0—341、359页。">,儒家也提倡必须“尽情”或“率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熹解释这两句说:“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率性”就是一言一行都出自内在本性,或按其本性来决定自己的行藏出处,程颢对此有十分形象通俗的解说:“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为马底性,此所谓‘率性’也。”陶渊明“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韵不谐俗,最终选择“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的人生道路,固然是他为人“率性”的最充分体现,就是在他的日用云为之间也无处不是率性而行。《宋书·隐逸传》载:“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至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人们往往从伦理的角度来看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把这一行为解释为离开污浊的官场以求品性的高洁,可他自己倒没有在仕隐出处之间强分高卑雅俗,认为其性宜仕则须仕,其性该隐就当隐,一切就看是否适合自己的本性。《感士不遇赋》说:“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他赞美和羡慕远古时代人们能够按照各自的本性决定自己的行藏,不管是“击壤以自欢”还是“大济于苍生”,或潜或跃或仕或隐无不尽其分称其情。这里可以看出诗人对于仕隐并无任何臧否的倾向,只要各人能尽分称情,仕和隐在他看来都同样值得肯定。他对自己的行藏出处也以是否“称情”原则。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说:“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如果自己觉得“称情”或适性,出仕和归隐都无不可,求仕不为嫌而欲隐也不为高。他对奔波仕途的同辈也绝无半点鄙薄之意,更不以自己隐居的高洁显他人出仕的卑污。他拒绝檀道济馈赠的粱肉是不耻其人品,不是厌恶檀为仕宦中人,他可与江州刺史王弘“欣然共饮酌”,与仕宋的诗人颜延之相处得更是“情款”意深,而且接受颜给他留下的二万酒钱。殷铁作安南府长史掾居浔阳时与诗人常有过从,后调太尉参军移家东下,诗人特地写下《与殷晋安别》以赠:“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真挚的送别诗,可历代总有些陶诗论者想从诗歌字句和音节的抑扬吞吐之间读出点弦外之音,如清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二评此诗说:“词似出之忠厚,意实暗寓讥刺。殷景仁当日得此诗,未必无愧。”诗歌语极殷勤情更厚道,送者既无意于任何讥讽,别者也没有什么有愧于心。“游好非少长”无妨他们成为知己,出处的不同也并不影响他们的友情。“‘良才不隐世’,并不以殷之出为卑;‘江湖多贱贫’,亦不以己之处为高。各行其志,正应‘语默自殊势’,真所谓‘肆志无窊隆’也。”“肆志无窊隆”一语出自陶渊明的《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后文将详细论述它。在陶渊明看来,“语”“默”“出”“处”的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关键要看哪种存在方式更能使自己“肆志”或“称情”。他自己最后辞去彭泽县令选择归隐,“并不是因为隐逸高尚有什么好处才如此做,只是顺着自己本性的自然。‘自然’是他理想的天国,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都认作自然之敌,绝对排除。他做人很下坚苦功夫,目的不外保全他的‘自然’。”在陶集中没有用过“率性”或“尽性”这两个理性色彩很浓的概念,而较多地使用“称情”“肆志”一类情感化的词句,“称心”“纵心”“委心”等词更是频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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