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复得此生”的本质归结为复归于生命的真性，那么“得此生”的生存体验则表现为一种自得的心境。萧统在《陶渊明传》中将其为人概括为“任真自得”，这正好揭示了“任真”与“自得”的深刻关联：“任真”不仅是“自得”的必要条件，而且就是“自得”本身。

上文已经阐明，所谓“任真”，即任其性命之性，率性而行，称心而言，让自己生命的真性充分展露而毫无遮掩。尽一己之性以通万物之情，通万物之情便与万物为一体，于是，与万物共枯荣，随中和而任放，连死生之变都不足以挠其心，更何况人世的轩冕荣华和官场的爵位利禄呢？不在乎生死，不役于尘世，不累于富贵，自然就臻于无入而不自得的境界了。“自得”也就是自足于怀，在任何患难、困厄、存亡的处境中都能保持心境的平和、充实和满足。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被时人称为作者生平志趣的“实录”，是他“任真自得”的生动写照：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五柳先生”的“任真”的确既可亲又可爱：在家贫无酒时亲旧招之即去，没有任何违心的推辞婉谢；每去总是尽兴酣饮必至于微醉，从不故作姿态假装斯文；醉后便独自离席归去，毫不在意去留的客套礼节，其言其行无不称心率性。他的“自得”同样令人可敬可仰：卑微到人不知其为“何许人”，甚至连称呼的姓字也不被人知道；清贫到住宅“不蔽风日”，家中“环堵萧然”，衣着“短褐穿结”，饮食“箪瓢屡空”，可“五柳先生”的精神世界常“晏如也”，而且对这种生活满足得愿“以此自终”。这种满足当然不是一种感性的满足和快意，只是一种精神的充盈和富有，“不慕荣利”自然就无羡于荣华，“忘怀得失”便无往而不自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荣枯得丧都不影响其心灵的怡然快乐，因为他已超越了功名的追逐与利禄的贪竞而达于无累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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