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之所以悲剧性地成为没有根基的人生的根基，成为没有目的的人生的目的，使无谓的人生变得“有谓”，落脚点就在于它能让个体在精神上超越死亡，使有限的个体得以体验刹那的永恒。说“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固然失之夸张，但陶渊明的大多数饮酒诗关涉到生命和死亡却是事实：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形影神》之一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还旧居》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游斜川》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归园田居五首》之五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杂诗十二首》之一

为了真正理解陶渊明饮酒诗都关涉生死主题这一现象，我们不妨将他与魏晋其他文人作一比较。和陶渊明一样，魏晋文人嗜酒主要是由于“时间压力”造成的，也就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刘伶在魏晋饮君子中最具典型性，因此，先用一点笔墨剖析一下酒是如何使他摆脱死亡恐惧的，也许有助于理解酒与陶渊明生命存在的内在联系。

毫无疑问，刘伶是希望通过纵酒来“自得于一时”，也即通过纵酒来抓住自己生命“现在”的瞬间，来实现对自己生存的占有。然而，占有自己生命的现在并不能消弭死亡恐惧，因为任何“现在”都将“过去”，时间中的“现在”与超时间的“永恒”不可通达，此刻占有自身的存在并不能保证下刻或永远可以占有自身。这样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怕失去自身就越纵酒，而越疯狂地纵酒又越害怕失去自身。一般说来，魏晋如刘伶辈这样的狂饮者，对生命的达观只是表面的，骨子里无不充满了对自己生命必然归宿的绝望。《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名士传》说：“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所谓“土木形骸”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视为土木一般。这种表面上对自己的生死满不在乎的旷达，隐藏着内心深处多少无可奈何的悲哀！《世说新语·容止》也说身长六尺的刘伶“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他将自己的“形骸”当作“土木”，这种无端贱视自己生命的行为，看起来好像与前面所说的魏晋士人对生命的依恋和珍视正好相反，其实它们是一根木条的两端。自我依恋易于走向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危险性就是把自我身外的一切看成次要的或虚幻的，只有自我的存在和需要才是重要的和实在的。而一旦意识到自己也难免一死时，自我中心者就陷于彻底绝望之中，因为自我中心使个体龟缩于自身，不能将自己的生命融入更广阔的生命洪流，切断了个体与类的深刻联系，除了等待生命的终结以外，自我找不到超越自我并超越死亡的途径。刘伶的“土木形骸”说明他完全淹没在对自己生命的无能和失败感之中，于是，他不可避免地要由对生命的自我依恋，滑向对生命的自我作践。纵酒也随之由主观上对生命的占有，变为事实上对生命的恣意糟蹋和肆意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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