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许多朝代的优秀作家好像赴宴似的，常常在某个历史阶段成群结队地涌来接着又不约而同地离去，如建安邺下诗人、南朝“元嘉三雄”、唐代“开元天宝诗人诸公”，还有我们正要阐述的太康诗人群体。西晋享国五十余年，文学创作以太康这十年最为繁荣，诗人群体也以这十年最为强盛，锺嵘《诗品序》中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因此，人们以太康诗歌作为西晋诗歌的代表，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还专列有“太康体”。太康诗歌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诗人普遍追求语言的华丽，形式的对偶，描写的繁缛，只有极少数诗人能独拔于时流。

江左诗坛“溺乎玄风”，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言事，每种题材的诗歌都渗透了玄理。正始玄学兴盛后，从何晏、阮籍、嵇康直到陆机、潘岳，以玄理入诗已成风气，只是到了东晋更为变本加厉，出现了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他们常以韵文的形式陈述玄学义理，“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明诗》），有些诗歌“平典似《道德论》”（锺嵘《诗品·序》）。此时为诗论家所称道的只有郭璞的《游仙诗》能跳出玄言诗的窠臼而别开蹊径，因而刘勰说它在当时“挺拔而为俊”（《文心雕龙·明诗》）。东晋末年产生了伟大诗人陶渊明，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

晋立国后十六年灭吴（280），结束了近六十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可晋王朝并没有呈现出任何威加海内的盛世气象，统治者既没有什么远略宏图，士人也没有任何理想抱负。这个时代没有激情也没有冲动，此时的士人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政无所谓准的，士无所谓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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