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委心”与“委运”的存在方式，与魏晋“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的人格理想一脉相承。魏晋名士受尽名教的桎梏拘系，见惯了许多士人的虚伪矫情，十分厌恶礼法之士“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的丑态，渴望坦露“任实之情”和畅达自然之性。嵇康认为不论是“尧舜之君世”还是“许由之岩栖”，只要他们各自“能遂其志”都无可指责，“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事实上他已把委心循性当作“君子百行”人生选择的准绳，他自己“不涉经学”“不喜作书”“不喜吊丧”“不喜俗人”“卧喜晚起”“心不耐烦”“轻肆直言”，无一不是依“循性而动”这一准则处事为人。魏晋名士们不仅不堪忍受名教的束缚，而且要求抛弃一切外在于生命的功利目的，一切都为了生命的适意与称情。如《世说新语·鉴识》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不过此时不少名士将“自然”等同于人的感性欲求，认为“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假如不能“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就是“不本天理”，就是“悖情失性”。从理论上肯定“人性以从欲为欢”，在生活上就会滑向纵欲。

陶渊明高于魏晋名士的地方是他并没有将生命本性等同于动物性，因而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由委心堕入纵欲。他所谓“质性自然”中的“自然”是指未被世俗污染扭曲的生命真性，“委心”只是要坦怀任意，“委运”只是要适性自然，本质上是一种回归生命真性的形而上冲动。他的“肆志”并不是像有些魏晋名士那样“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使陶渊明“委心”“称心”的东西，不外乎种豆于南山之下，获稻于西田之中，佳日则登高赋诗，有酒便与邻共酌，就像深渊的游鱼自由自在，天空的飞鸟任意西东，不必周旋应对，不必掩饰矫情。他“委心”和“委运”的存在方式所展露的便是这种尽情坦露真性的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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