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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愤”与“激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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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士庶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的情感基调

《文心雕龙·时序》说东晋虽“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士人身历去国的仓皇和流离的痛苦,眼见政局的动荡和国事的衰微,但这都无妨他们体气的平和与精神的超脱,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说东晋文人虽然看惯了杀戮、动乱,他们笔下的文章却日趋“和平”。可是入宋后士人的心境便失去了前辈的那份宽舒从容,“辞意”也不像前辈那样“夷泰”恬静。元嘉时期门第不论士庶之隔、仕途不论显晦之殊,诗人们心灵深处无一不“内怀忧惧”与愤懑,他们的心境大多变得躁动不安,可以说“忧愤”与“激荡”成了这一历史时期诗歌的情感基调。本文将阐述元嘉时期诗歌这一情感基调的特质,并探询形成这一情感基调的深层动因。

东晋的衣冠士族“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在士人们看来“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他们身处政权的中枢却又全不以国事为意,“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人才显得超脱清远,而尽职徇务的人反而被嘲笑为“尘下俗气”。《世说新语·简傲》中的两则记载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华宗贵族居官处事的态度: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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