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谢灵运是我国山水诗当然的开山鼻祖，人们乐意不遗余力地总结他诗歌创作的成功经验，而不愿严肃认真地去分析他创作中存在的失误，虽然屡屡叹惋他山水诗结构上的割裂，但总是把这个过错归咎于该死的玄言诗的影响。可是，只要看一看与谢诗同时产生的陶诗是那么浑融无迹，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把一个杰出诗人创作上的失误，仅仅归之于外在环境的影响未免失之粗率简单。多年来，我们习惯于把作品中的内容看成是社会现实和作家情感的反映，很少考虑到作品的形式结构同作家的情感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着对应关系。艺术形式并不是一个放在某墙角里容纳艺术内容的瓷罐。诗歌内容的产生过程就是形式的形成过程，而形式的形成过程就是内容的实现过程。诗歌的形式结构与诗人情感之间的关系直接而又明显：艺术形式恰恰是诗人情感体验方式的符号化。谢灵运山水诗形式上的缺陷，必然起于他作为诗歌内容的情感的缺陷。因为他山水诗中的情感只有通过形式结构展现出来，同时，它又在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上制约着形式结构，并作为艺术的内容直接被纳入形式本身，诗歌艺术形式结构的破碎割裂，自然昭示了他自身情感结构的矛盾分裂，反过来说，正因为他情感结构的分裂，才导致他诗歌形式结构的割裂——本文就是围绕这一论旨展开的。

生长于特殊家庭环境的谢灵运，对晋宋易代的政治气候非常敏感：“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悲哉行》）刚演完受禅把戏的刘宋王朝，对他这个东晋数一数二的世胄子弟恩威并至，一方面将他的封爵由公降为侯，一方面又起用他为散骑常侍和太子左卫率。此刻，如何与这个新王朝相处这一难题摆到了谢灵运面前，明末张溥对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不以为然：“涕泣非徐广，隐遁非陶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谢氏之所以在改朝换代之际“徘徊去就”，是由于这个问题涉及人生道路的价值抉择，而恰巧价值委身问题又困扰着他的一生。谢灵运的时代，汉代传统的价值规范和人生信念受到了普遍的质疑，而新的价值规范还在形成之中，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汲取各家各派的学说思想时，自然难存信奉和践履它的虔诚感。他常常景仰提倡自然无为的老庄，在山水诗中也禁不住谈玄论道；又不时远瞻外域的释伽牟尼，乐于同佛教徒一起论佛译经，《辩宗论》至今还被认为是佛教史上的宝贵资料。综观其一生的行藏出处，他又远没有看破红尘或无为淡泊，倒更近于一个不能忘情俗务的儒家弟子。这种文化构成的驳杂而又缺乏主导信念，没有办法让他确立一种价值规范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找不到何处是自己的精神归宿：是争取像祖辈那样在政治舞台上大出风头，还是终生享受遨游山水的乐趣？是满足现实的物质欲望，还是去过一种淡泊的悟道生涯？是迎合世俗以邀时誉，还是虔诚地去追求某种人生的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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