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在《文明论概略》中谈到自己对文化选择的态度时说：“讨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必须首先研究利害得失的关系，以明确其轻重和是非。”可见，他对文化的认同与文化的选择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理性态度。他从小学习的是“汉学”而不是西学，待到成年接触西方文化以后，发现“西学”是一种比“汉学”更先进的文化，深恐“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会使西洋文明难以传入日本，便马上对“汉学”“恩将仇报”，对儒家文化毫不留情地予以攻击，热情地认同和拥抱西方文化，明确提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还激烈地呼吁日本必须“脱亚入欧”。福泽对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的态度，可以说实用到了“势利”的程度，哪种文化对当前的日本发展有利就认同和选择哪种文化，并对这种文化进行创造性的“改写”而不是简单的“复制”。

“汉学”与“西学”对日本来说都是一种“他者”，因而福泽能“客观”地比较两种文化的利弊优劣，然后择其优者而从之，能轻易地把“和魂汉才”换成“和魂洋才”，这有助于日本成功地实现文化转型，从一个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也有助于日本几十年后挤进了“西方七大工业国”，终于圆了他“脱亚入欧”的美梦。由此可见，民族的文化认同事关民族的文化转型，民族的文化选择事关民族命运的兴衰。

反观中国，由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血脉，由于我们将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等同起来，由于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深深的情感依恋，在很长时期我们对文化选择缺乏一种理性态度，许多精英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走向对传统文化的偏执，对传统文化的偏执必然阻碍我们的文化转型。这样，传统文化就由民族的文化资源变成了民族的文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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