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绝不是说文学史这种体式一无是处,它分章分节的写作形式也更适应现代大学的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容易控制时间和掌握进度,学生容易做笔记和梳理知识,也便于教师出题和学生考试。不过,近百年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逐渐成为学习“中国文学史”,主要还不是它在教学上的便利,而是它具有现代学术形态。较之传统文章流别一类著作,文学史似乎更加“科学”;较之传统的诗话文话,文学史显得更加“系统”。在课堂上中国文学史取代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文学教育上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大众还是学者文人多由崇古一变而为趋新,“取新法于异邦”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使倾向于文化保守的学衡派,也强调“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文化守成容易被视为“抱残守缺”。开一代学风的胡适反复强调“科学方法”,他两个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截断众流”,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新的范式。这两部书都是当年北大哲学和文学教材,因而它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开山之作”,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也开一代新风。仅就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而论,《白话文学史》可能连续影响了好几代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文化界和教育界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正从反面说明胡适影响的深远。将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并以中国文学史为主干,这种课程的设置首先是胡适在北大提出的。1937年主持修订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时,朱自清先生也认可胡适这样的课程安排:“文学组注重中国文学史,原是北京大学的办法,是胡适之先生拟定的。胡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作为文学组的发展目标,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这一科不止于培养常识,更注重的是提出问题,指示路子。”目表商榷》,《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 392页。">教育部1938年颁发的科目表中也特别“注重和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朱光潜、王了一、张守义等先生对这种课程设置当时就提出异议。朱光潜认为学习中国文学的重点,应是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等经典名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偏重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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