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得学术之源也就易于判明簿录之体，因为学有所本，类有相仍，百家学派既不可凭空产生，各种典籍也渊源有自。阐述了《汉志》溯学术之源后，我们再来论析它“明簿录之体”这一层面。

郑樵在《校雠略》中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如果不明“传注”“义疏”簿录之体，自然就无从区分二者的“类例”，也无法辨别二者的源流，分其类例与明其簿录必须相互补苴相辅而行。《汉志》明簿录之体就正好体现在以类相从上。如《六艺略》中《春秋》类，首列“《春秋》，古经十二篇”，再列“《经》十一卷（原注：公羊、穀梁二家）”。当原经有古文和今文异本时，班固序次六艺通常先列古文经后列今文经，《尚书》类也同样先列《尚书》古文本后列今文本，前面论及的《论语》类也同样如此。假如经的古文本后出则按时间先后登录，如《诗类》便鲁、齐、韩三家今文经居前，而《毛诗》二十九卷古文经在后。经文列完后再列解经著作。这里不妨以《春秋》类为例，在古文经和今文经后面，依次列出的书籍是：“《左氏传》三十卷（原注：左丘明，鲁太史）、《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二篇（赵相虞卿）、《公羊外传》五十篇、《穀梁外传》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句》三十三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班氏完全按簿录体例来部次群书，先列“传”，次列“微”，再列“章句”，最后列“记”。这四种体例都是古代释经的注述文体。“传”或论本事以明经意，如《左氏传》，或阐明经中大义，如《公羊传》和《穀梁传》；“微”是阐释经中的微言大义，唯治《春秋》用这种体式，由于《春秋》经文旨意隐晦难明，只好根据经文微言以揭示经中奥义；“章句”和“传”一样也是释经体式，但“传”在经之外或附于经之后阐明经义和经意，“章句”则是随文施注以分析经文章节和句读；“记”是疏的意思，也就是疏通经文大意。《汉志》把同一体例的书籍进行归类，将体例分类、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知识分类统一了起来，显得井井有条，秩然不乱，真正让读者“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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