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的另一功能就是知识的承传，所谓“知识的承传”不外乎知识的继承、发扬与更新。古代知识的主要载体是书籍、金石和图谱，因而，从文献学的角度具体地说，“承”是指书籍、金石和图谱的搜集、整理与保存；“传”是指书籍、金石和图谱的流通与传播。

这里先阐述郑樵关于文献搜集整理方面的卓识。作为长期“身在草莱”独处僻壤的一介寒士，他不顾自己生活中的“厨无烟火”，经济上的“穷困至极”，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搜残辑佚，他在晚年的《献皇帝书》中自述说：“搜尽东南遗书，搜尽古今图谱，又尽上代之鼎彝，与四海之铭碣。遗编缺简，各有彝伦；大篆梵书，亦为厘正。于是提数百卷自作之书，徒步二千里来趋阙下，欲以纤尘而补嵩、华，欲以涓流而益沧海者也。”郑樵文献学强烈的知识论取向，导致他不断扩展知识文献的搜集范围：（一）搜集和整理图谱。郑樵深知“图谱之学”关系“学术之大者”，图谱与书籍二者“不可偏废”，“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可向、歆父子编撰《别录》《七略》时，“尽采语言，不存图谱”，对此他厉声谴责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萧何之图，自此委地。”他撰写《通志》自出“胸臆”，特撰《图谱略》，而且还依据自己“编次必记亡书”的主张，将《图谱略》分为两个部分：“一曰记有，记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记无，记今之所无者，不可不求。”在“记无”这一部分又将已散佚的图谱分为“地理”“会要”“纪运”“百官”“《易》”“《诗》”“礼”“乐”等二十六个小类。清代的四库馆臣反而指责郑樵撰写《校雠》《图谱》《金石》“析为别类，不亦冗且碎乎”。直到姚明达才在《中国目录学史》中称赞说：“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这一评价给予了郑樵迟来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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