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把“会通”“博雅”作为文献学的价值目标和学术的最高境界，同时又将守“专门之书”和存“专门之学”作为文献“类例”的学术旨归，这二者看似相互矛盾，其实它们相反而实相成。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没有各科“专门之学”又怎么能够“会通”？没有各科“专门之书”学者如何能“博雅”？“会通”就是对各种专门知识的融会贯通，要是没有各种专门知识，“会通”就无从谈起，所以，“专门之书”与“专门之学”是“博雅”与“会通”的必要条件。

他敏锐地发现类书与类学密不可分：“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卜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类例不分”将导致“书之不明”，“书之不明”又将使“学之不专”，只有书分其类才能学守专门，“类例”是存“专门之学”的关键，而存“专门之学”则是类例的学术旨归。之所以“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是由于各种专门学术探究的是各种专科知识，而各种“专门之书”的分类是以各种专门知识的分类为前提的。这里还得梳理一下郑樵“专门之学”的特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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