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的作者通常都被称为“文人”。古代文集如恒河沙数，文人当然也就多如牛毛。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有利于文人的产生呢？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思想学术的百家争鸣从此就变为儒家的一家独唱。两千多年来，朝代虽然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迭，但儒家思想差不多是历朝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一旦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士人对经学自然也趋之若鹜。许多人一生就消磨在六经或十三经中，“穷经皓首”现在看来有些辛酸，过去却意味着尊严和学问。《四库全书总目》中，十三经的传、注、疏占了总目的四分之一。经学这种长期的一花独放，造成了思想学术的百花凋零。《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只有儒家“一家独昌”，墨家、道家、法家基本上都名存实亡。其实，经学和儒家的繁荣也是一种“虚胖”。儒生宗经从不疑经，释经更不敢驳经，“注不驳经，疏不破注”是必须遵守的解经原则，对经书稍存异议就可能成为“名教罪人”。要是只能信奉不能怀疑，任何思想都将僵化萎缩，儒家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一种只能信奉而不能质疑的思想，对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只要国家的控制力减弱或放松，好学深思的人都会将它抛弃，像魏晋玄学家那样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虽然极少，但内心不喜欢儒家名教的人肯定很多。至于从事经学研究，士人大多不具备这种学术功力，更没有这种学术兴趣。

春秋战国时士人讨厌儒家可以逃于墨家，不爱名家可以亲近道家，鄙视阴阳家可以崇奉法家，甚至自己还可以开宗立派，汉以后士人就失去了这样的思想空间，他们要么做谨守礼法的淳儒，要么就是蔑圣非礼的异端。“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被东汉另一大史家班固指责为“其是非颇谬于圣人”。“立言”一直是志士追求个体生命不朽的冲动，可汉以后只能“代圣人立言”，“成一家之言”不仅是一种个人思想的历险，更是一种身家性命的冒险。自汉至今的两千多年来，独立思考给读书人带来的乐趣，远远抵不上给读书人造成的灾难。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交代自己为什么研究文学时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于是搦管和墨，乃始论文。”过去只觉得他的学术选择非常英明，现在才明白他的人生选择非常精明。像刘勰这样有思辨才能的天才，无疑不愿意像鹦鹉一样注经，又不敢像先秦诸子一样立说，于是就选择不容易犯“政治错误”的文学领域进行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之前还要申明文学本源“莫非经典”，这就等于给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了双保险。顺便说一句，自《隋书·经籍志》后，所有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都将《文心雕龙》入集部，其实，这部名著从性质上说应入子部，它研究的对象虽然是文学，但它本质上是立言的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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