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今天告别了多灾多难的人世，带走了海峡对岸的“乡愁”，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十分悲伤。十几年前两次与余先生一起开会，虚心向先生请益，小叩辄闻大鸣，倾心与先生交谈，闲话也不无深意。正古人所谓“即之也温，仰之弥高”。

十几年前，我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从“中国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中国化”——论余光中诗歌与诗学的嬗变》，后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曾获余光中先生“深得我心”的谬赞。先生言犹在耳，先生人却归天！感谢《尔雅国学报》公众微信号推送旧作，特借微信群转发拙作敬表哀衷。

余先生的诗歌早已传遍神州，几乎“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乡愁》”。余先生的散文同样让人击节称叹，《我的四个假想敌》轻松诙谐中见深厚慈祥。不论叙事、抒情还是议论，余先生文章都富于韵味与诗意——他骨子里终归是个诗人。

余先生的诗文已获该得的盛誉，余先生的译作仍无应有的身价，其实先生身后在翻译史上的地位绝不会比文学史上的地位低。先生翻译的四部王尔德喜剧无一不是精品，他自述这些翻译是与王尔德“摔跤”——作者入圣，译者称神。如名著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大陆都将其名直译为《认真的重要性》，这一标题看起来不像喜剧而是论文，余光中先生则意译为《不可儿戏》。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要将两译稍作比较，就是文盲也立马能分出高低。

余先生的诗品同声叫好，余先生的人品则多有异词。他一生可訾者有二：一是思想立场上比较右倾，一是强烈排斥台湾“乡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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