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任人经营，任人拼凑，甚至任人扭曲，遂有“遣”词“用”字之说。徐咏璇论“捉字虱”没有意思，大有同感。我最想做到的正是从宏观角度去衡量语言文字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寓意；或者倒过来借古今中西语言文字去阐释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趋势。此路殊不易走，往往足迹遍荒径，提灯照不见半户人家；蓦然回首，也许竟置身雅舍矮簃之间，茶苦雨疏，听人漫说前尘影事，浑忘今年是何年了。

英国广播电台记者在刚果烽火中高叫的那句"Has Anyone Here been Raped and speaks English"，我译为“这儿有没有会讲英语的人被强奸？”徐咏璇说英文原意是“这儿有没有人被强奸了而是讲英语的？”对了。我本来是译为“这儿有谁被强奸又会说英语的？”可是这样说关键就在“强奸”不在“英语”了，点不出我的文章所要演绎的主题；我於是把英文扭过来译，同时录出原文以免冤枉作者。这当然逃不过徐咏璇的慧眼了：故事的重点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文章登出来之后，李月华传真告诉我说，Has Anyone Here been Raped and Speaks English?的作者Edward Behr来了香港，跟她去吃了上海菜。月华说：“世界真细小”。

早年读Roland Barthes的The Pleasure of the Text（本文的乐趣），彷彿进入了自由阐释语言文字的新天地，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居然从法文原文jouissance的英译bliss乃至序文里更露骨的coming，重新认识了带领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的秦可卿，肯定这位风流袅娜的少妇才是主宰一部《石头记》命运的艳魂。这也许有点走火入魔了。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语言文字的规范问题的确不那么执着了。语文的空间无限大：可卿吩咐丫环们“好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的心思，无疑超越了爬灰偷汉的陈腐结构；脂砚斋批她“淫丧天香楼”，反而显得识局庸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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