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人人都觉得共产党一无所有，却希望跟全世界共产。大家也觉得共产党人无非是毫无幽默感的社会主义者。星期天早上赖在温馨的床上，泡一杯奶茶吃一份醃肉三文治，读的却是《社会主义工人报》，不亦惨哉（"Can you imagine lying in bed on a Sunday morning with the love of your life, a cup of tea and bacon sandwich, and all you had to read was the Socialist Worker?"）这是七九年《每日快报》总编辑Derek Jameson说的。后来形势当然是变了，撑到现在的几个共产国家都缤纷起来了，中国大陆里面比《人民日报》好看的报纸多得很。那正是金耀基引述的墨西哥诗人的警句：我们罪有应得，非搞现代化不可了（"We are condemned to modernize"）。北京对媒体的控制不能再过分粗暴了。

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写到一九五八年中央清除学界“厚古薄今”的风气，陈先生受牵连，愤而拒绝开课，说是“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素有“文艺沙皇”之称，但学问和文采确是不俗。他奉旨南下做工作，到了中山大学一定要去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先生起初坚决不见他，经过陈序经再三相劝，陈先生才答应。周扬事后写过这次见面的回忆文字。这位共产党高官毕竟还保存了一些学人气质，文章写得非常妙。他说：“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陈先生的学问当然了不起，迹近传奇，传到后来是“斯大林和英女王都拍电报问候他的健康”，还说“他能背诵全本《资治通鉴》”。如果说陈寅恪的着述无一字没有出处，那么，陈先生的风骨更是无一刻不光耀学界。周扬接着写道：“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差一点是可能的……”这份文件实在精彩：陈先生袭击得漂亮，周扬也坦白得可爱。香港的文化人应该多翻翻这样的材料，尤其是星期天早晨赖在床上的时候。太有趣、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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