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在香港飞纽约的飞机上结识了一位河北商人。商人说:“所有烂事都是北京打头,下边的人刚在心里打小鼓,北京人都干顺了手了。”商人为工厂跑贷款,专跟北京的银行家打交道,送小轿车,一切好商量。戴晴说:“肃贪这事有何难哉?就从北京那些开地方高级轿车银行家之流入手,一抓一个准!”
张伯驹在《北方四银行》里说,清末山西大德通票号经营范围自京都遍及黄河流域各省。庆亲王奕劻当国,公然卖官纳贿,大德通正是过手人。各外省候补官一经挂牌任知州县,票号立刻送去折子,可在票号支钱,到任后所刮地皮的钱,当然也就存在其号了。民国后成立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还有外国银行,大德通才渐渐衰替,终於收庄。当时所谓商业银行,南方有了浙江兴业银行,北方没有。张伯驹的父亲建议袁世凯总统创办官商合办银行,名叫盐业银行,由银行经营盐税,供盐商存款,自有固定来源去路。袁世凯答应,财政总长不答应,认为盐税为财政部主要收入,归银行经营,则不能独自掌握矣!张老先生后来自组盐业银行,成了北京商业银行之创始,跟后来成立的淮安周作民的金城银行、江苏胡笔江的中南银行、淮安谭丹崖的大陆银行在北京各设总行,称为北方四银行。黎元洪、徐世昌先后任总统期间政局大变,张老先生被押,由吴鼎昌接任盐业银行总理。吴鼎昌后来办《大公报》,说是独资经营,实乃盐业银行之款也。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吴以四川人与张群契合,又与浙江财阀联系。《大公报》社论由张季鸾执笔,风行社会,对南京政府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深受南京重视,吴鼎昌於是成了蒋介石之幕中人,任实业部长,中国银行总裁张家璈则任交通部长,蒋介石的内阁遂有名流内阁之称,即加入两家银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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