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的文章终於辑成《以古非今集》分甲、乙两编出版了。我们相识好多年;论年纪,他比我年轻;论学问,我比他稚嫩。国文、英文根底都那么深厚的人不多了,古德明於是显得老成:他笔下的中文老成,英文也老成,加上他精通文法,文字的结构难免循规蹈矩,迹近范本了。我一度留意到他的文章爱用北方人的“可”字代替“可是”,跟他的文字风格大不相称,忍不住告诉他,请他斟酌。文字自然闲散的文章偶有失黏不会太刺眼,锻字炼句之作一有不调之处就格外彰显了。古德明也写旧体诗,偶跟读者唱和,都见古奥妥贴,连短短几句覆信也文得谦卑。我很想当面笑他是今之古人,总是忘了。
古德明的性格其实很僵,跟他文弱的身体又是大不相称了。他的政治信念不折不挠,死硬到底,断不手软。这样的书生本色,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迂”得过火,却始终敬佩他那份固执。他在《以古非今集》的序里说:“九七就要来了。我不懂得只谈风月。然则我这第一辑文集,应该也是我最后的一辑了。”我倚老卖老,不得不骂他年纪轻轻说这种不祥的话。我这一代人家教甚严,小时候大人时时叮咛,吟诗做文不可以乱写不吉利的话,免成谶语,连写字都要练得方方圆圆饱饱满满才有福气,写得潦草一点都要挨骂,恐怕坏了清贵之格。我幼承这样的庭训,印象深刻,眼看古德明才情丰厚,身子单薄,倒宁愿他应了龚自珍那句“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多谈风月,少动肝火。
古今中外学人常以史论抒发自己的政见。中国历朝君权独断,言路闭塞,读书人更以故纸堆中讨生涯为善策。黄宗羲的《明史案》,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谈通鉴论》,都在总结历史以服务政治,借古喻今。清初撰写明末农民起义史和南明史的热潮,也是政治剧变的产物。古德明耽怀典籍之余,大概也有历史癖,又逢香港政局易辙,中共新闻热闹,他的每篇文章几乎都引史事来骂时弊,不署名都猜得到是他写的。小说家Saul Bellow 笔下的Herzog学富五车,他哥哥羡慕不已,说是饱读诗书太好了("How nice to be well-read")。何索答曰:你是说会卖弄学问耶(pedantic)?也有人说古德明文章喜卖弄;我说腹里空空也就卖弄不出什么学问来了。文章最紧要是观点好。古德明年纪再大些、阅世再深些,观点一定更老辣,《以古非今集》的书名可以改为《古非今集》:“古”是古德明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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