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援庵先生三十年代给长子陈乐素的几十封信有长有短，什么都谈。陈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教授，家眷都在南方。陈家是广东新会人，有一封信上说：“此间有新到罐头豆豉土鲮鱼，甚可口，每罐一元至一元二角，大有故乡风味”，可见思乡情切。两个小孙子的考试成绩都寄给陈先生看，陈先生回信提到“小子学字，最好用手指多写，然后用笔。所谓昼作势、夜画被，均指手而言，不必一定用笔墨也”。这种方法现在似还适宜。陈先生真是典型的老读书人，一生厚道，满脑子传统的做人标准。他家乡的四姑大概是天灾人祸损失财物，他写家书说：“四姑财产稍有损失，是好消息，不是恶消息。我辈处今日，应该有些阙憾，不然，会招天妒也。天下那有完全满意之事，稍有损失，是等於种痘，发些热，可以免疫也，请四姑放开心怀为幸。”种疫之喻真是高明，也妙。

陈先生最牵挂者是儿孙辈的道德文章。家中有个侄儿不读书了，他很伤心，说“干侄亦改行学商，始叹吾道之穷，一大家庭欲培植一读书种子果如是之难也！”他於是经常叮咛晚辈不可荒废学问之大业：“汝年来曾作什么文，甚愿知道。记得从前似曾对汝说过，每年必要有一二稍有分量之文发表，积之数年，必有可观。专役志於衣食，殊可惜也。”这最后一句话当是一时感触的叹息话而已；不先照顾衣食，学问再好也活不下去了。况乎读书人衣食足而安心读书之外，总有一点风雅的小嗜好，余钱於是也相当重要。陈先生不能免“雅”，“连日厂甸书摊稍有收穫，都在一二元以内，贵则不能买了。”这样日积月累，“於是吾书案上有钱竹汀先生之笔筒，毕秋帆先生之砚，全谢山先生之瓶。三人皆清代有名史学者，日夕相对，读书精神为之一振，快何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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