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有两位语法学家、词典编纂家，一位是一九一八年去世的Francis George，另一位是一九三三年去世的Henry Watson Fowler。他们合作完成了几部著名的辞书：The King's English （1906），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911）， 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1924）。H W Fowler一九二六年则独自编出了 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是一部非常有份量的案头宝鑑，一九六五年由Ernest Gowers 爵士增订为第二版。前几天，乔志高先生寄了一篇Christopher Lehmann-Haupt写的书评，评的是牛津出版社刚刚出版的The New Fowler's Modern English Usage。那是Ernest Gowers增订第二版三十一年之后的增订第三版，编撰者是R W Burchfield。Burchfield来头不小，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四年出任牛津英文字典的总编辑，自视颇高，对七十年前Fowler的正统语文规范作风很有微词。高先生给我的这篇书评题目於是叫做To Praise Fowler and to Bury Him：礼赞之余，入土为安。

（二）

时代进步，语文在变，关键是蜕变的历程必须规范在继往而开来的脉络之中：新的辞汇、新的句法既可传承语文固有的表意习性，又可散发新颖而切合时代趋势的光采。每一代的语法学家都应该负起督导语文风气的责任。从“星空很希腊”到“感情在喜宴人散之后软软着陆”，都传达改造了传统的典雅意象；“你的不来使我断电”、“久别使他们走上进行做爱的路”，那是失控的创意。好的新语文和坏的新语文分别在此。丹麦语法学家Otto Jespersen认为文法的价值不是指导人家该说什么该写什么，而是观察出那些运用语文的人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和写什么。W H Fowler不以为然。他坚持语法学家的正业不是告诉国人他们的所为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而是告诉他们必须为语文的明天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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