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政变之日，总理他信正在纽约开会，在座者皆为各国领袖，突然之间，对不起，阁下不是了，恐怕不再有资格跟大家共处一室，其情之尴尬与狼狈，不问可知。

但他信毕竟是个经得起风浪的汉子，立即赶赴伦敦，把自己抽离于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地方。而下机时，记者等着看他的窘态，他信却步履轻盈地踏下楼梯，笑容满脸，甚至举起右手迎风挥舞，没有半点忧怀丧志，没有半分挫败神情，反像刚在东南亚巡回演唱完毕载誉归来，正在投向接机歌迷的热情怀抱。

这样的一位政客，冒起得灿烂，陨落得潇洒，尽管仓皇下台，却仍配享流亡者应有的尊严待遇。

这其实是东南亚各国流亡者的共同特质，泰、缅、老、越、柬，无不有过流亡的国王或首相，他们或曾是独裁的君主，或曾是嗜血的军头，总之都是曾经能够呼风唤雨的权贵之士，然而到了失势走路、寄居异国的日子，他们又能展现“无可无不可”的自在神色，仿佛一切早在意料之中，所有事情都在掌握之内，该来的会来，要变的会变，没必要反应过激。在他们脸上，很少看见绝望的表情，也不太常有悲愤的眉额，可能东南亚的寺庙和阳光替他们的性格打造了一层极有弹性的精神地基，不管其佛教信仰是否虔诚，当厄运来时，多年来的诵佛经验总能使他们多了一份应对的“平常心”。

东南亚的小乘佛教，精髓所在正是“无可无不可”。中国大乘强调“四大皆空”，注重的主要是“无可”的部分，以空为本，度尽众生，以高尚的志向完成高远的伟业，很容易感动人，却也很容易困住自己。小乘佛教讲究的则是“无不可”，有欲有求，人性所趋，没有什么是不可做的，只须在得意之时预想失意之日，便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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