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金性尧先生的书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尤其喜欢读他论清代笔祸的鸿文，报刊上一有他的文章也必定细读。老先生今年都八十一了，还可以“考评史事，议论诗文，拈来便是题目”，真难得。最近，广州的朋友沈展云给我寄来一本金先生的新书《饮河录》，书名别緻，典出“鼹鼠饮河”一语，寓意欲望不大，极易满足。金先生说这本书内容都谈古人古事，常常为抄书而踌躇苦恼，不抄原文却又很难取信於人。他举了昭君出塞为例，说是汉家大事，长为后人所艳称，多少诗人为她歌咏感叹，惋惜一代红颜的终身竟误於贪金的画工之手。经过余嘉锡先生的考证，原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看了《后记》里这段话之后，先翻读书中《昭君出塞的真相》，觉得引用资料非常简洁，条理分明，也不沉闷，肯定比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亲切。金性尧在排比各家议论之后，还是得出了自己的推论，教人加倍缅怀昭君幽怨的一生。他说：

我姑妄揣之，《后汉书》所以有这样一段记载，恐是从《元帝纪》赐单于待诏掖庭云云而来，因为汉既以昭君赐单于，则昭君必是天生丽质，而此一丽质尚待诏掖庭，猜想心中必有怨意，由怨意而又有自请之行，然后便有元帝惊艳。我们从文学的眼光看，倒是很有欣赏价值。

（二）

扬之水替这本书写的《跋》开笔就点出金性尧文章的特性：“很早就喜欢先生的文章，最初的‘相识’，大约就是从几篇旧文开始的。先生之文，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见解新奇，固亦文章之妙，但总以偶然得之为好；平和通达却是文章的气象，要须磨砺功夫，乃成境界，其实是极难的。”这是对的。金先生考评史事的文章篇篇都做到平和与通达，靠的是他的见识和情味。历史不可能有规律；史书不可能无偏袒；研究历史的人因此格外需要阅历与识见，也不可没有敏锐的思绪和感情。判断和结论无非只是判断和结论，历史家既乏起死回生之术，证据是不可能从古人的墓园里长出来的。因为这样，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始终在做着“读史漫兴”的工作，尽量利用虚无缥缈的史料营造一座历史气象的主观複制品，供人追忆，供人深思，供人借鑑。金性尧先生的读史文章发挥了这一层功能。他在《清代笔祸录》一书的《前言》里说：“三百年的时间过去了，文字狱也将成为历史的魅影，今天面临的是新的时代，维护良知，发扬宽容，免於恐怖，耻於诬陷，是一切明智者的共同祈望。”这正是金性尧议论古人古事的深意与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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