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小说家John Galsworthy 和E M Forster都喜欢攻击自己成长的社会阶层，都喜欢塑造一些不属於那个社会阶层的人，让他们去攻击那个阶层里的人的虚伪和可耻的言行。David Garnett在Great Friends一书里既有文章追忆高尔斯华绥，也有文章怀念福斯特，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比较这两位朋友的作品。高尔斯华绥的书我不太看得进去，因此看得很少；福斯特的文字有点孤高，有点冷淡，很适合阐释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读他的书起先是因为向往Bloomsbury文化圈，后来才知道他常常借题声明这个文化圈的赫赫名人对他的作品影响并不大。这也许是他潜意识希望摆脱这个“阶层”的表现。（凯恩斯说：“We did not see much of Forster at that time， who was already the elusive colt of a dark horse”； Leonard Woolf说：“Forster and Desmond MacCarthy moved erratically in and out of this solar system of intellectual friendship， like comets”。）

Bloomsbury文化圈其实已经说得上是带有知性反叛意识的中产阶级文化圈，那些才女名士以乖戾的个性和耀眼的才情给大英帝国制造一场文艺复兴精神的边缘效应，标举的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旗帜。旅居英国数十年的水建彤先生当年主张译 Bloomsbury为“百花里”，不能不说是他对英国文化的深刻领悟。水先生那个时期在英国广播电台中文台主持《文艺思潮》节目，常常要我跟他一起译写广播稿，一起录音。在录音室里看水先生推开广播稿顺口议论英国的文化思潮，确是壮丽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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