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月六日上海《新民晚报》上有一篇许蕴兰的《给人希望的黄丝带》，说有一首老歌讲述离家多年的老人在踏上归途之前，怀着对家的向往和得不到原谅的恐惧写信给他的妻子。信上说，如果她原谅了他，就在小镇上那棵老橡树上系一块黄手帕。归程的汽车上，老人对车上的人说出了黄手帕的期望，他说，老橡树上万一没有黄手帕，他就随这部汽车驶向不知名的远方。於是，全车的人都跟老人一样盼望着老橡树上的黄手帕。汽车终於驶到老人居住的小镇，远眺窗外的人们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映入眼帘的不是一块黄手帕，而是满树满枝成百上千的黄手帕。耀目的手帕在阳光下拂动，成了迎接归人的双臂。满眼泪水的老人在大家的祝福中下车，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他的家。许蕴兰说，谱上音符，这就是《老橡树上的黄丝带》：“一个雨后黄昏，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满屋流动着出乎我意料的轻快旋律，歌者一遍一遍吟唱着：如果你仍然需要我，就在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吧。听来轻松自信的演绎，已不见白纸黑字时的忐忑与矛盾，但不变的是同样让人感动落泪的魅力。”

这首歌里的“老人”原是坐了三年牢的人，歌名是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在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黄丝带象徵期待与希望，当年席扬系狱，《明报》的同事逢年过节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口系黄丝带，正是这个心意。

（二）

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诉求，传达的正是各种期待与希望，有的藉着火红的暴力去诉求，有的藉着平和的绝食去诉求，有的撩起群众的声音去诉求。在历来的共产主义国家里，知识分子都喜欢用诗歌以及其他文艺形式去诉求。《南华早报》Carmen Van Kerckhove最近访问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研究员贝岭，说的正是这位长发垂腰的徐志摩型诗人的故事。贝岭今年三十八岁，参加过七九至八零年的民主墙运动，后来出国旅美，写诗办杂志鼓吹中国的另一种改革。说到流放生活，他发现自己“虽然失去了祖国，却得到了另一块天空”。他说今日中国社会可怕，人们都不讲操守，没有文化，中国成了专制政权下的商业社会，政府故意把老百姓推到这条路上去。他说，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固然够糟了，更糟的是大家现在好像都不要这些自由了；八十年代，人们还会努力争取自由，现在，人们只要钱。贝岭说香港的确没什么文化，他办的杂志来香港发行，为的是享受这种自由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是不是广受赏识倒不那么重要。他相信香港会使中国政府学到耐性和宽容；香港的言论自由，中国政府要包涵；大陆上的人会甘於维持现状，指望有一天他们也会享有香港的各种自由。贝岭说他并不想改变中国的现政权，他只想改变人们的心：“你只能用文学去改变人们的心”（“You can only change people's hearts through literature”）。贝岭憧憬的该是老家的老橡树系满了黄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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