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的朋友刘天炜有事情想跟陈之藩先生联络，台北的人告诉他说，陈先生近年不写文章，也少应酬。该是七十好几了，听说年前台北一家报纸请陈先生出席一个颁奖典礼，请他讲几分钟话，陈先生一上台文思泉涌，讲了快一小时。陈之藩是大学问家，满腹经纶，平时惜墨如金，聊天写信却往往畅所欲言，教人如沐春风。我跟天炜说，我也好多年没有跟陈先生联系了，前几年还听说他在我的母校成功大学教书，后来也许又回美国去了。跟天炜通电话之后，我竟觉得惆怅，心里老惦念着陈先生。昨天窗外风雨翻腾，我在何锦玲送我的《传记文学》里读到傅安明遗稿《回忆胡适之先生——如沐春风二十年》，不禁又想到陈之藩与胡适的书信录《在春风里》，格外缅怀前辈风范。

十几年前陈先生在一封给我的信上说，刚看到一篇徐訏笔下的陆小曼，说他“很佩服徐的文字与见解，不知如何此人一生郁郁。”陈先生觉得中文大学当年不要徐訏，不要张爱玲，“都是很奇怪的事情”。他说，有一次他在美国问胡适先生为什么不教书？胡先生说：“只有这几家大学有中文，如果表决我给我去教书，他们何处去？”所以胡适之大使不干之后，在美国的存款只有一千四百元；而死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之时，只有一万多元的人寿保险费。陈先生说：“唐德刚说胡先生晚年指望胡太太打牌赢点钱。我有时想，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也许中国这一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真是令人气短。”

（二）

傅安明一九三七到四九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秘书，其中四年追随胡适大使，今年五月在美国逝世，终年八十三岁。他在《回忆》里说，胡先生通常上午九时到大使馆，十二时半回大使官邸双橡园午饭、休息。下午两点半到馆，五时回去。有的时候下午在双橡园见客，即不再来馆了。胡先生最有兴趣跟手下讲“无为而治”的道理，说是做长官的人要尽量授权属员完成职权内之事，自己才有时间专心做他的政策思考、结交朋友、选用人才等等属员不能帮他做的事情。胡先生生平最佩服蔡元培的领导作风，说蔡先生在北大和中研院时代只谈政策，不管行政，最会用人，对人信任亦专。蒋梦麟也受蔡先生影响，当长官奉行无为而治的方法，他对农、林、渔、牧、水利、金融、乡村卫生、农民组织等业务一窍不通，在台湾担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成就居然蜚声国际，道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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