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起得很早，醒来时，心里很肯定我睡的这北厢的卧室有人和我相伴。我坐起来靠在枕头上面，揉一下眼睛，看见一个只有肩颈轮廓的黑影，站在我和窗户之间。

“谁啊？”我问的时候，心里还想它是不会出声回答我的。它只会敲墙壁，一下表示肯定，两下表示否定——你在想什么鬼？胡迪尼？但那黑影就定在窗边，没有一点回应。我伸出手乱摸，摸到了床头灯的开关拉绳，用力往下一拉。霎时，我只能撇嘴扮一下鬼脸，肚皮绷得紧紧的，子弹打过去可能都会被我顶回来。

“妈的！”我啐了一句，“还真是吓死人不偿命！”

那是我把我的旧麂皮外套用衣架挂在窗帘架上。先前我开行李箱时，随手把外套挂在那里，之后就忘了再收进衣橱里。我本来想笑，却笑不出来。凌晨三点出这种事，可没那么好笑。

我关上灯，再躺回去，眼睛睁得大大的，等着听本特的铃声或小孩子的呜咽再传过来，等到后来睡着了。

过了约莫七小时吧，我准备到乔的工作室，去看看那两只塑料猫头鹰是不是放在那边，前一天我没去那儿看过。就在这时，一辆新款的福特汽车开进了我的车道，停在雪佛兰前面，车头正对着车头。我本来已经走到木屋通往工作室的那截小路上了，赶忙折返回来。那天很热，很闷，我上身打赤膊，只穿了一条剪短的牛仔裤和塑料夹脚拖鞋。

乔以前老是说“克里夫兰装”会再自动分成两支小派别：“克里夫兰全副武装”和“克里夫兰随便穿”。我那礼拜二上午的访客穿的算是“克里夫兰随便穿”——夏威夷衫，有凤梨和猴子印花；“香蕉共和国”的褐色休闲长裤，加上一双白色懒人鞋。袜子可穿可不穿，但脚上一定要有白色的东西，这是克里夫兰休闲装的必要条件。身上也至少要挂一件惹眼的黄金饰品。这家伙在最后一项要求上完全合格：他一只手腕上戴的是劳力士金表，脖子上也挂了一条金链子。衬衫没塞进裤腰，背后鼓起可疑的一块。不是枪就是呼叫器，但若真是呼叫器，也未免太大了一点。我又瞄了一眼他开的车。“黑墙”轮胎。仪表板上——哦，你瞧，盖住的蓝色警灯！要抓你就要神不知、鬼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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