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星期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把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小屋整理就绪，清理了庭院和花园；从拉夫里基运来了舒适的家具，从城里运来了酒、书籍和杂志；马厩里有了马匹；一句话，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把需要的一切都购置齐全，开始过起既不像地主，也不像隐士的生活来。他的日子过得很单调；尽管没有人来访，他也并不感到寂寞。他勤恳地、专心致志地管理田庄的事务，骑着马去郊游，读书。然而，他读书并不多；他更喜欢听老安东说古道今。拉夫列茨基总是坐在窗前，手里一个烟斗，面前一杯凉茶。安东则站在门边，两手往背后一操，就不紧不慢地讲起他那些年代久远的、好像是神话时代的故事来：那年头，燕麦和裸麦不论斗量，而是装在大麻袋里，两三个戈比就能买它一袋；那年头，四面八方，甚至直到城边，都是不能通过的树林，没有人触碰过的草原。“如今倒好，”已经年过八旬的老头发牢骚说，“统统给砍光了，开垦了，要赶车也赶不过去了，”安东还讲许多有关他的女主人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事情：说她老人家是多么明白事理，多么节俭；有一位老爷，一位年轻的邻居想巴结她，常来看望她，为了他，她老人家甚至戴上自己节日才戴的有深红缎带的包发帽，穿上网眼薄纱制的黄色衣服。可是后来因为那位邻居老爷冒冒失失地问了一句：“小姐，您的钱一定很不少吧？”她就大发脾气，吩咐不许他上门，而且当时就下个命令，她死后，所有的一切，哪怕是一小块破布，都留给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果然，拉夫列茨基发现，姑姑的家当都保存着，一样不缺，连那顶节日戴的有深红缎带的包发帽和薄纱黄衣服也在。拉夫列茨基指望能找到一些旧报纸和有趣的文件，却一点没有，只有一个破旧的本子，上面有他的祖父彼得·安德烈伊奇记载下的一些东西——一会儿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得罗维奇·普罗佐罗夫斯基亲王殿下与土耳其帝国缔结和约，圣彼得堡一片欢腾”；一会儿是一张医治胸口疼的偏方，附注着“此方系生命之源三一教堂大祭司费奥多尔·阿夫克先季耶维奇赠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萨尔特科夫将军夫人者也”；一会儿又是政治新闻，如“有关法兰西虎之消息似乎不再报道”，紧挨着是：“据《莫斯科新闻》载，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科雷切夫中校先生逝世。此人莫非为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科雷切夫之子？”拉夫列茨基还找到几本旧历书、圆梦书和安博季克先生的那本神秘的著述；久已淡忘的、然而还很熟悉的《象征与图谱》在他心里勾起了许多的回忆。在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梳妆台里，拉夫列茨基发现有一个用黑丝带缚着、黑色火漆封着的小包，塞在抽屉的最里面。小包里，面对面放着两张画像，一张是他父亲年轻时代的粉影肖像画，柔软的鬈发披在前额，细长的眼睛里带有倦意，嘴半张着；另一张画像几乎已经磨损，画上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妇人，身穿白衣，手持一朵白玫瑰——这是他的母亲。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从来不让人给她画像。“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少爷，”安东对拉夫列茨基说，“我那时虽说不住在上房里，可是您的曾祖父安德烈·阿法纳西耶维奇我还记得：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十八岁了。有一回我在花园里碰到他老人家，吓得我两腿直打哆嗦。可是他老人家倒没有把我怎么样，只问我叫什么名字，还派我到他房里去给他取手帕。不用说，真正是一位大老爷，对谁也不买账。容我对您说，这是因为您的曾祖父有一个神奇的护身香囊，是阿索斯山上的一个僧人送给他的，那位僧人对他如此这般地说：‘贵族老爷，为了您的殷勤款待，我把这个送给您；戴上它，您就什么都不用害怕。’少爷，您知道，那年头是什么年头：做老爷的想干啥就干啥。有时候，哪怕是位老爷也罢，谁要是胆敢跟他老人家顶撞，他老人家只是看上他一眼，对他说：‘你还不够格哪，’——他老人家最爱说这句话。他（您曾祖父的在天之灵）住的是木头搭的小屋；可是留下的财产却不知有多少，银子啦，各种各样积攒下来的东西啦，所有的地窖都塞得满满当当的。这才是个好当家人。您夸它好看的那个小玻璃酒瓶，就是他老人家的，他用它喝酒。可是，说到您爷爷彼得·安德烈伊奇，倒是盖了漂亮的砖房，可是没有积攒下钱财；什么事到他手里全完蛋，日子过得比他老爷子差多了，一点福也没有享过，——可是把钱都花光了，一样可以纪念的东西也没有留下，连一根银勺子也没有留下，还不是多亏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操心，才保住了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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