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九年

这次不止是七年，整整十二年又过去了，我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人了。我的祖母死了好久了；我住在彼得堡，在内务部里做事。我也没有看见塔尔霍夫；他进了军队供职，差不多总是住在外省。我跟他碰见了两次，老朋友见面，自然非常高兴，可是我们在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到过去的事情。我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已经结了婚了。一个炎热的夏季的日子，我在豌豆街上散步，一面抱怨着把我绊在彼得堡的我那个官职，还有天气的闷热，同这个都市里的臭气和尘土。一个出丧的行列拦了我的路。这个行列就只有一辆小车，说得正确些，是一辆破柩车，车上放着一口简陋的木棺材，一块破旧的黑布把棺材盖了一半，因为马路高低不平，棺材在车上震动得厉害。一个白头发的老年人孤零零地跟在柩车后面。

我看了他一眼……是一个熟人的面貌……他也掉过眼睛来看我……嗳呀！这是巴布林啊！

我揭下帽子，走到他跟前，讲出我的姓名，就在他的旁边跟着向前走去。

“您在葬谁呢？”我问道。

“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普宁，”他答道。

我有一种预感，我预先知道他会说出这个名字来，然而我心里还是颤抖了。我悲伤，可是我又高兴我居然有机会参加我的教师的葬礼……

“我可以跟您一块儿走吗，帕拉蒙·谢苗内奇？”

“可以……只有我一个人送他；现在是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我的同伴一路上不开口，也不抬起眼睛。跟我上次最后看见他的时候比起来，他现在完全是老头子了。他那张满是皱纹的铜色的脸跟他满头的白发成了一个很显著的对照。在巴布林身上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看出一种辛劳受苦的生活和不断的斗争的痕迹来；困苦和贫穷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一切事情都已经做完，普宁的遗体永远埋在那阴湿的……不错，在斯摩棱斯克公墓的阴湿的土里的时候，巴布林在那个沙土堆成的新坟前面，埋下他那个没有戴上帽子的光头，站了两分钟，然后把他那张仿佛已经变成冷酷无情的瘦脸和他那双无泪的、下陷的眼睛掉过来向着我，抑郁地给我道谢，就准备动身走了；然而我阻止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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