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欧洲所有民族的精神发展史上，都重复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即社会思想运动初期，法国影响常占优势，可是一到社会的独立精神开始苏醒，这影响就迅速衰落。这个事实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文学史上；大家很清楚，它也曾在我们俄国重演。要找到发生这类现象的原因似乎不难。法国文学主要是一种人为的、模仿的文学，因此它也便于和易于为其他国家所模仿；同时，法国像所有拉丁民族一样，比日耳曼民族更早地接受和培育了古代文化的种子，并依靠本民族的迅速联合和其他有利条件，取得了早期的政治声望和历史地位，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欧洲的整个其余部分。也应当考虑到它的语言通俗易懂，思想明朗清晰（诚然，有时清晰到了没有色彩的地步），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敢于大胆创新，没有显著的民族特色，活泼好动、坦白豪爽的禀性，多少有点霸道，但这霸道却被一种平衡感所冲淡，——总之，应该考虑到构成法国精神特点的所有品质。这些品质是重要的、宝贵的，我丝毫无意抹杀它们的优点。它们可以说明法国所以能对其他民族经常起到启迪和教育作用的原因。但是教育不能永久持续下去，总有一天，各民族和个别人会脱离他们的监护。对老师的反作用已不可避免，有时候还走得很远，——尤其当老师变得太虚弱和萎靡的时候，正如我们在我们同时代的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所看到的那样。

这类反作用主要表现在艺术、诗歌领域。科学不需要独特的风貌和鲜明的色彩。形式对于科学是次要的问题，而无论何时何地都必不可少的创造才能，在这里又具有另一种倾向和另一种涵义。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国界的，在科学界，尤其在它的某些部门，法国人将永远占有一席最光荣的地位。但是像罗马人那样（法国人认为罗马人是自己前辈和祖先，他们也的确比其他欧洲人更接近罗马人），法国人生来诗歌才能较差。法国人的头脑机灵敏捷，想象力却迟钝、低下，然而他们善于将各种矛盾加以对比，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理解力极其发达；法国人的鉴赏力精明而准确，尤其在否定方面，——但是对于生活的真实和朴素，他们的感觉却有点漂浮和模糊；对于美，他们寻求的首先是外表的绚丽，尽管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十分勇敢，在诗歌创作上却很胆怯和犹疑……或者像雨果在他的几部近作中表现的那样，有意识地坚持要头足倒置……既然要喝个痛快，那就一醉方休！据说，“夏士贝亚”就是这么干的。总之，法国人对于艺术中没有真实就像对于社会生活中没有自由一样，都容易将就着对付过去。“什么？”有人会对我说，“是发明一七八九年原则的法国人吗？是为雨果、乔治·桑、仲马父子、甚至阿布和费依多以及最可爱的奥克塔夫·费利埃的才华感到自豪的法国人吗？”“是的，”我回答，“就是这些法国人。”至于一七八九年原则，有如一般政治问题一样，我们先撇开不论；在同一个人身上，才华出众可以与不懂艺术真实同时并存，——这种情形的惊人例子就是巴尔扎克。他笔下的所有人物总是以其典型性使人感到刺眼，他们都经过精心制作和修饰，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例外，但是他们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活下来，而且也不可能活下来；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有丝毫真实性，比如说，像我国列·尼·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中的人物所显示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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