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圣奥古斯丁街，房间朝北，正对着街上一棵七叶树的枝杈。那年春天树长出叶子，白天房间便暗了些。我那张占掉房间一半大小的床，顶着胡桃木镶面的床头板，堆上沼泽般柔软的褥垫，显得摇摇欲坠。烛芯纱床罩发霉泛黄。我几次拿到自助洗衣店，却怎么也除不掉那股子又冷又湿的贴身气味，没准来自一条狗，要不就是某个郁郁寡欢的人。除此之外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座五斗橱，橱顶上斜斜地搁着一面镜子。整座橱就立在一个小壁炉前面，后者在暖和的日子里散发出一种酸酸的煤油气味。当七叶花怒放枝头时，每逢多云天气，屋里的天光就不够读书了，于是我花了三十便士，从卡姆登街上买来一盏“装饰派”风格的台灯。一天之后，我跑回那家店，花了一英镑二十便士买下一张小巧而方正的扶手椅，这样我就可以坐在椅子上读书，不用整个人都塌在床上。店主背起椅子帮我扛回家，走了半英里路，上两层楼，我们原来谈好运费是一品脱啤酒的价钱——十三便士。不过后来我给了他十五。

那条街上的大多数房子都经过地产商重新拆分，而且没有经过现代化改造，尽管我不记得那时有人用过这个词儿，或者用这些术语来考虑问题。取暖用电炉，走廊和厨房地板上盖着古旧的棕色亚麻地毡，别处则铺着印花地毯，脚踩上去黏乎乎的。也许早在二三十年代，这里曾稍事整修——电线给埋进了灰扑扑的管子，管子给钉在墙上，电话机固定在吹着穿堂风的门厅里，浸入式电热水器藉由一只“饥饿”的水表接入，将接近沸点的水输送到一个狭小而寒冷的浴室里，由四个女人共用。这些房子尚未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暗影，难免因袭旧式，可我从来没听到有谁抱怨过这一点。在我的记忆里，即便到了七十年代，那些恰好住在此类老城区的普通人也只是刚刚开始省悟：如果这里的物价持续升高，那也许搬到市中心以外，日子能过得更舒服一些。卡姆登镇后街上的那些房子正在等待着一个崭新的、生机勃勃的阶层搬来入住、工作，在这里安装集中供暖设备，同时，出于没人能说清的理由，他们掀掉松木的壁脚板和地板，去掉每一扇留着油漆残迹或者帷幔饰物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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