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家椅子上坐定，将我的新阅读台灯调整一个角度，同时拿起我那枚“神圣书签”。我手里备好一支铅笔，就像是准备听一场辅导课。我梦想成真——我正在研究的是英语而非数学。我终于摆脱了母亲为我立下的雄心壮志。文件夹摊在我的大腿上，暗黄色。上面有“英国文书局”的字样，外面用绳子捆了好几道。能在家里放一份档案，这是多么严重的犯规啊，换言之，我拥有了多大的特权啊。从开始接受培训起，这一条就牢牢钉在我们心里——档案是神圣的。谁也不能从一份档案中挪走一丝一毫，谁也不能把档案从大楼里带走。本杰明陪着我走到大门入口，并且应要求打开文件夹，证明这并不是登记处里的一份个人档案，尽管颜色是一样的。正如他跟当值警卫解释的那样，这仅仅是背景资料。不过，在那天晚上，我把这看作“黑利档案”，并且乐在其中。

刚开始看他小说的那几个小时，是我在军情五处里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除了性，我所有的需求都在这几个小时里融为一体：我在读书，而且我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能满足我职业自豪感的目的，而且我很快就要见到作者了。对于这个项目，我有没有什么疑虑，有没有一点内疚呢？当时没有。想到自己能被选中，我颇感自得。我想我能把这份差事干好。我以为我能得到楼上那些人的表扬——我是个喜欢被表扬的姑娘。当时如果有人问，我会说这不过就相当于一个秘而不宣的人文艺术委员会罢了。我们提供的机会不逊于任何机构。

这个短篇一九七〇年冬天发表在《凯尼恩评论》上，那一期整本杂志都摊在我面前，里面夹着一张科文特花园隆吉克的一家特色书店的购书小票。小说主人公有个教人敬畏的名字——埃德蒙·艾尔弗雷德斯，他是一名教授中世纪社会史的大学老师，四十五六岁时在一个冲突激烈的伦敦东部选区里成为一名工党下院议员，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当地担任了十几年的政务会委员。他在党内偏左，某种程度上是个喜欢惹是生非的家伙，一个满腹经纶的花花公子，既热衷于到处寻花问柳，又善于在公众场合妙语如珠，跟“地铁司机工会”里的几个重要人物过从甚密。说来也巧，他有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性情却比他温和的双胞胎兄弟吉尔斯，作为一名英国圣公会的教区牧师，他在西苏塞克斯过着惬意的乡野生活，自行车骑上一段就能到佩特沃斯庄园——透纳画过那里。他那些为数不多且都上了年纪的信众，聚集在一座前诺曼式教堂里，教堂那凹凸不平的石灰墙上有多层覆盖的撒克逊壁画，描绘受难的耶稣，上面覆盖着一圈正在飞升的天使，画面里有种拙朴的优雅与简洁，仿佛在对吉尔斯诉说着一个个不解之谜，它们是一个工业化、科学化的时代所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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