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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缴税捐款，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怎么才七成??“

“七成是人家的，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

“谁的脸色？？”

“他？”

“我大老远的来一趟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

“对。”

“我好不容易劫了趟火车，当了县长。”

“对。”

“我还得拉拢豪绅？”

“对。”

“还得巧立名目。”

“对。”

“还得看他妈的脸色？？”

“对。”

“那我不成跪着要饭的了吗？”

“那你要这么说，卖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就这多少人想跪还没这能耐呢。”

……

以上是马邦德和张麻子在发现鹅城的税收到了90年以后的对话。

当然，这翻对话的后边张麻子也说了那句流传N久的话：“我要站着，还要把钱给挣了。”

可是难啊。

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鹅城，正如马邦德说的那般，就是县长同样需要跪着才能够让黄四郎赏一口饭，那么自然而然的一个卖凉粉的小人物又怎么敢得罪黄四郎呢？

鹅城有三大家族，分别黄、刘、张。

身为南国一霸的黄四郎自然是力压城城的刘与张，一方面，黄、刘、张三大家族是合作关系，他们替刘都统做着贩卖烟土、拐卖人口的生意。

这是其一，其二，在鹅城，接近三分之二的产业是黄四郎的，尤其是房地产这一块，房子、商铺等一半是黄四郎家的。

这孙守义的凉粉店所在的一条街全都是黄四郎的产业。

孙守义只是租下了黄四郎的商铺，每一个月要交一部分租金的。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倒还罢了，最关键的是孙守义还要被扒一层皮，因为每一个月孙守义卖凉粉的收入他要分四分之一给黄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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