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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大宋朝特别认真地要去做某件事，某件事就多半会出问题。吏治如此，财政如此，边疆军政也是如此。

开禧以后，宋金两国重订和约，近十年来江淮无事。随着大金内乱，眼看东西两分的局面将成。

这两个金国彼此自是死敌，之后不晓得还要彼此厮杀多少场。控制中都的定海军，一向依靠海上贸易为最大的财源，控制开封府的遂王一脉要完整接收关中四路的武力，也少不了巨额开销。

所以贾涉一直觉得，在淮东的军务上头，只消全力筑城固边，无须任何特殊的动作，更大的精力，倒应该放在维持南北商路上头。皆因商业愈是繁茂，东西两个金国对大宋的仰赖就越深。此时大宋在边疆无须任何举措，就能凭借南方的财力在东西两个金国之间自如腾挪，始终占据主动。

所以真要说起军政方略，贾涉比较赞同崔与之的意见。

可惜崔与之不为史相所喜，和他走得太近，便于自家仕途大大地有碍。

至于李珏和应纯之两位，大体都积极主战，图谋恢复，想法很多，手段也出众。可贾涉一直担心的是，淮东的北面是山东，而山东是那个权臣郭宁起家的根据地。

李珏和应纯之若有什么成果，报到行在以后自会有人为他们鼓吹，但这些操作如果引起了郭宁暴怒兴兵，他两位又哪里讨得了好？

归根到底，史相和临安行在绝大多数的士大夫既想要事功，更要求安稳。边疆事功不过是升官发财的由头，而边疆的安稳则关乎性命，关乎国运。在朝廷眼中最大的道理，始终就在“非和无以立国”六个字。谁敢引起边境的战事，谁就是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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