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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年7月19日，长安，太初宫（皇宫）。

“在我华夏数千年历史当中，我们汉人不论是在周边野蛮胡虏眼里，还是在海外各国以及你们欧洲人口中，都属于温良之人，或者说是温雅之人，彷若一种驯养的动物。同北方胡虏，乃至你们欧洲人相比，汉人身上的动物性、野蛮性都更弱。”

“当然，这种温良或温雅，是指没有蛮横、强硬、粗野或暴虐，没有任何让人不快的东西。可以说，在我华夏民族的人格当中，有一种沉静、理智、节制的柔美，如同一块韧性良好的金属呈现的质感一样。”

“一个真正的华夏之人也许会有稍许粗野，但粗野当中没有卑劣；也许会有丑陋，但丑陋中没有凶恶；也许会有粗俗，但粗俗中没有强横和嚣张；也许会有愚笨，但愚笨并不至于荒唐，也许会有少许精明，但精明中并未深藏恶意。”

“反观日人，其表面虽温文尔雅，但内心残忍暴虐，态度谦虚谨慎却与鲁莽自大并存，驯服本分与桀骜反叛兼有，保守自恋与慕强媚大共生，自卑不安与野心勃勃并存。实乃性格多变，反复无常之辈。可以说，只要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必定是一个真正的倭寇面目。”

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长安总商务代表安德里斯·诺珀特恭敬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耐心地听完通译将皇帝陛下的话语翻译过来，不由眨了眨眼睛，有些不太理解其中的话语，但最后一句话，却非常明显地表露了齐国皇帝对日本国的定性。

“尊敬的皇帝陛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的话语，贵国已经决定对日本发动一场战争了？”诺珀特最后试探性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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