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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和奥地利一样四面不临海，海鲜需要从渔场经过长途运输才能送上餐桌。费用昂贵不说也无法保证食物的质量，等进入Vienna这样的内陆大城市，东西早就臭了。

所以这里的人们都不怎么吃海鲜，直到火车出现才稍稍有些改变。

拉斯洛几乎不碰海鲜，像牡蛎扇贝一类的奇形种更是菜单上的禁物，这次大快朵颐完全是气氛使然。可惜上帝并没有赐予他与之相匹配的身体，拉斯洛对牡蛎严重过敏。

这在现代并不是什么难懂的东西，但在19世纪，医学上却连过敏这个概念都没有。

如果把话语权交到女仆们的手里，她们会说出一些和“过敏”差不多的解释，比如“老爷的身体对今晚食物的反应过于激烈”之类的。

如果再让她们仔细回想一下拉斯洛的日常食谱，剔除掉那些经常食用的东西，或许会和伊格纳茨得出同一个结果：牡蛎。

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而且古已有之【1】。

但现在拉斯洛的床边站着全奥地利最有名的几位内科医生，只说一些妇孺下人们都知道的东西显然太过低俗，也不符合他们的身份。

当难以用现有医学知识去解释的时候，医生们就会套上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四液学说》，称其为：人与特定食物的相性不合，这种食物给拉斯洛的身体增加了许多不太好的体液。

既然是体液过多产生的问题，那就得做减法去掉它，最常用也最简单的减法就是放血。

逻辑自洽，完美。

“拉斯洛先生，已经给您放了将近200ml的鲜血。”率先开口的是格雷兹医院的波萨医生，“我们有效遏制住了您脸部的肿胀，但如果想要让它进一步消退，估计还得再放掉一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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