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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改革有是颇为感慨，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虽然不是很普遍，但这也绝对属于有代表性的事。这件事的要点倒是不在工钱归谁拿，而是牵扯到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道德伦理问题，体现在这个案子上，也就是子女告父母或者父母告子女这个问题。

在古代，父母告子女，那可就是附逆的大罪，甭管有理没理，父母到衙门告子女了，子女一律先打一顿再说，当官的连官都会没了。

在这个案子上，就是年轻女子的婆婆以这个为要挟，把原本该属于年轻女子的工钱给拿走了，而年轻女子则没任何办法，

这件事，实际是新的道德伦理和旧的道德伦理之间的冲突。事很小，可绝对有代表意义，或者说，是风标性的东西。

若是这个时代无需变革那大可由着旧的伦理道德延伸出来的法律去处理，那个年轻女子也势必无法拿到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个时代无需变革，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女子在外面做工，这种问题出现的概率会低得多，官员们循着旧例随意的判一下就可以了事。杨改革也无需为这个事费神。

可这个时代，却是需要变革的一个时代，由旧的伦理道德所延伸出来的律法必定会和新的道德伦理价值相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却是必须要解决的。说得更简单前卫一点，杨改革需要重新“立法”“释法”，需要更新和改变的不仅仅是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还有随之延伸出来的律法。

在这个时代，在伦理的层面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是适合如今这个时代的生产力的，在维护这个时代的稳定性方面有着不错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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