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兰加，1960年9月

我在灶间像个奴隶似的伺候着滚烫的炉子，其他人则在周围跑来跑去。衣衫褴褛的小孩子们和跟在后面的他们的母亲都在一个劲儿地嚷嚷：“塔塔·比迪比迪！塔塔·比迪比迪！”意思是“鸟儿先生”，利娅是这么说的，她已经跑出去加入了他们。如果鸟儿先生——不管是谁——出现哪怕一会儿，利娅也肯定不会错过。他们说他驾着某种老旧的船逆流而来，正在那儿卸下他的家人和其他东西。

成为普莱斯家的新任“男厨”后，我根本就没时间找乐子。我若是想要了解基兰加发生了什么事，唯一的途径取决于那些事会不会从我们家灶间的门口经过。

好吧，没承想我也不用等上很长时间，因为它们直接来到了我家门口！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门廊上竟然出现了一个白人。那人年纪很大，骨瘦如柴，穿了件很旧的牛仔布衬衫，薄得几乎能看透，一只小小的木质十字架用皮绳悬在脖子上，就像刚果人戴的恶眼护身符一样。他胡子花白，蓝眼睛闪闪发光。总而言之，要是圣诞老人改信了基督教，而且从去年圣诞节至今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那就应该是这副模样了。这就是他给人的印象。我走出灶间来到门廊上的时候，他已经在和母亲握手，介绍他的妻子——一个个子高高的刚果女人，还有他们的孩子。孩子们年龄肤色各异，但大多都躲在鸟儿太太色彩缤纷的长裙后面。母亲一脸困惑，但她总是很有礼貌，即便对全然陌生的人，也会加以款待，所以她就让他们进了屋，让我快去榨点橙汁。于是，奴隶蕾切尔又回到了灶间！

我端着一大罐滴滴答答的橙汁回来，倒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已经错过了一切剧情。我还不清楚他们是何方神圣，但母亲这会儿正对着他们喋喋不休，好像是在招待许久未见的家乡人。他们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问村民们都怎么样，似乎对这儿还挺熟的。“玛玛·姆万扎，哎哟，她怎么样啦？玛玛·洛还在给人理发、榨棕榈油吗？愿她一切安好，她都有一百一十岁了吧，从来没结过婚——很了不起吧。玛玛·塔塔巴呢，她去哪儿了？啊，还有阿纳托尔！我们最好马上去看看他。”都是这一类的闲话。圣诞老人大人似乎是个和蔼的老头。他说话的腔调既像扬基佬，又像外国人，就像老电影里那些和善的爱尔兰警察那样说话：“哎哟，看着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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