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萨,1981年雨季
阿纳托尔进了监狱。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吧。我从床上坐起来,穿上鞋子,强迫自己去照料孩子。窗外,大雨倾盆而下,浇到早已湿透了的黑山羊、自行车和孩子们身上。我就这么站着,心想这就是世界末日了吧,真希望我们没从亚特兰大回来。
但我们不得不回来。阿纳托尔这样的人,有太多的东西要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当然,不是贡献给现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唯一目标就是让自己掌控权力。蒙博托倚仗的都是些敏于开枪、讷于提出问题的人。如今,唯一体面的政府工作就是让它垮台,阿纳托尔就是这么说的。他宁愿待在这儿,就算要蹲苦牢,也不愿对暴行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丈夫的荣誉感有多么强烈,就像我清楚这房子的四壁一样。于是,我起身,穿好鞋子,埋怨自己早前竟想到了离开。现在我什么都失去了:既没有他的理想伴我左右,也失去了那条备用的秘密逃生路径(如果我自己的理想也彻底破灭的话)。我以前总是想,还可以飞回家啊。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如今,我把那张好牌从洞里抽了出来,好好地看了看,发现它对我没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贬值了,就像以前粉红色的刚果钞票。
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已经回过美国三次,一次比一次更像陌生人。是美国在我的脚下漂移吗?还是它其实纹丝不动,却是我大踏步地走开,追随着我出走时引领我的烟柱,越走越远呢?我们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待在美国似乎是有可能的。任何事皆有可能。当时我怀着帕特里斯——那是一九六八年,应该是吧。帕斯卡差不多已经三岁,学起英语来像只聪明的小鹦鹉。我在埃默里大学攻读农业工程,阿纳托尔读政治科学和地理。他是个让人震惊的学生,吸收着书上的每一句话,再透过那些话去琢磨他的老师都说不清楚的问题。公共图书馆,在他眼里就是天堂。“贝埃内,”他悄声说,“我头脑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已经有一本书在写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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