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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直言不讳这个问题，沉忆辰从新院返回成国公府后，就一直在脑海中思考抉择着。

其实他原本还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仅是尤溪县令跟三百名衙役官兵阵亡，靠着成国公朱勇去劝戒皇帝缓和矛盾，说不定有机会把东南的局势给稳住。

可当从通政司官员那里得知，福建布政司参议竺渊被俘斩杀后，沉忆辰就明白不会再存在任何斡旋的余地。

大明皇帝与朝廷，绝不会与俘杀绯袍大员的乱臣贼子妥协！

并且竺渊的身亡，与沉忆辰记忆中的历史轨迹不同，彷佛动乱恶化的速度被陡然加快了，让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变成了无用功。

这种程度的起义暴乱，已经不是靠着成国公朱勇从中缓和，就能平息皇帝怒火的事情，谁劝都没用。

竺渊身死的那一刻，就注定福建要有一大批“乱民”陪葬。

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便是这与地方治水不同，想要靠着勋戚领军的交情徇私，去做到手下留情都不行。

因为大明的体制决定了，从来都不会是领军的武将独大，大军出征后会有文臣参赞军务，会有太监担任监军，并且有时候还不止一人。

就如同终明一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勋戚（武将）、文臣、太监三足鼎立一般。出征的军队体系，也维持着一种权力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的状态。

又有哪一位勋戚，会冒着夺爵入狱的风险，去对毫不相干的“乱民”手下留情？

就算搞定了勋戚，你也搞不定参赞军务的文臣，更搞不定监军的太监。甚至就连被提督的地方军政大员，感觉到情况不对劲，都有可能弹劾你一个通匪的罪名。

没有只手遮天的权势，就只能凭借沉疴下勐药的方式，去直言力谏皇帝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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