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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沉忆辰想要实现人格平等，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去挑战千百年来高高在上的皇权，那反驳杨鸿泽“与民争利”这条弹劾，就是沉忆辰明牌去剥削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说到宋明士大夫阶层经常反对的“与民争利”，那么首先就得弄明白这个“民”到底代表的是谁。

普通的底层老百姓？还是说士绅阶层？这些都得从封建王朝阶级划分的本质说起。

“士农工商”这个最初的排序，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士大夫阶层与天子共治天下，身为统治者天然地位要高于其他阶层，这点是毫无悬念的。

“农”排第二的原因，就在于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小农经济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但凡田产收成出现了什么意外，轻则国之动荡，重则会出现亡国先兆。

至于“工商”两者，在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都是属于边缘的范畴，对于统治者来说无关痛痒，实在不行退化到原始的以物易物，也能维系着国家的稳定。

但是封建王朝历经千年发展之后，特别是明朝中后期江南手工经济爆发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士农工商”这套排序就已经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甚至演变为了一道枷锁。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被“囚禁”在土地上面，一辈子都只能当一个老农，生产资料跟工具全盘被更为强大的士绅阶层掌控，他们事实上成为了“商人”利益集团，演变到了“士商”一体。

与民争利的“民”，从来都不是人民百姓，相反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垄断了整个市场赚的盆满钵满，普通底层百姓根本就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

于是乎明末出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场景，那便是江南发达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了各种手工工厂跟商业城市，海外走私贸易极其发达，整个世界的白银疯狂涌入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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