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最影响我起床干活的就是双眼感染严重，我甚至得用大拇指和食指将眼睑扒开，恨不得抠掉那硬硬的黄眼屎，但如果这样做，眼睫毛也会被弄掉，眼睑会又红又疼，比以前更糟糕。可以站在淋浴喷头下，让热水冲洗双眼，直到感觉双眼既暖和又干净，可它们还是红得扎眼。我试图用冰冷的水消除红肿，但一直没能见效，冷水身只会让眼球疼。眼球不疼的时候走进巴尔的摩酒店大堂就够糟糕了，更别说眼球疼的时候了。

如果眼睛不发炎不红也没有黄眼屎，我可以忍受眼球的疼痛。至少人们不会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像看着个麻风病人。

穿着勤杂工的黑色制服在棕榈庭走来走去就够丢人的了，这意味着在世人眼中，我仅比波多黎各洗碗工级别高一点，就连行李搬运工的制服上都有少许金饰品，而看门人看上去就像海军上将。工会商店服务员埃迪吉利根说我应该庆幸自己是爱尔兰人，否则就得到下面厨房和“湿背”们共处了。这是个新词，“湿背”。从他说这个词的神情来看，他不喜欢波多黎各人。他告诉我凯里先生很照顾自己人，所以我是个穿制服的勤杂工，而不是系着围裙整天在下面和波多黎各人一起唱歌、喊着“看哪，看哪”的洗碗工。我想问他，洗碗时唱歌，觉得好玩儿时喊“看哪，看哪”有什么不对。但我对问问题很谨慎，担心自己犯傻。至少波多黎各人在下面敲着锅碗瓢盆唱歌，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中。他们还在厨房里跳舞，直到领班叫他们停下来。有时候，我到下面厨房去，他们会给我一些残羹剩菜，叫我弗兰基：弗兰基，爱尔兰男孩，我们教你西班牙语。埃迪·吉利根说我一星期比洗碗工多挣两美元五十美分，有获得提升的机会。可他们永远不会有，因为他们不想学英语、赚够钱回到波多黎各、坐在树下喝啤酒、拥有一个大家庭，他们只擅长喝酒骂人，直到妻子精疲力竭，死在他们前头。他们的孩子在街上撒野，时刻准备着到纽约来洗碗，又重复一遍该死的人生。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得支援他们，你和我。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东哈莱姆区的门廊里弹该死的吉他，从纸袋里掏出啤酒来喝。那就是“湿背”们，孩子。你可千万记住。离厨房远点，因为他们想都不想就会在你的咖啡里撒尿。他说曾亲眼见过他们在咖啡壶里撒尿，而那咖啡壶是要送到为“大英帝国的女儿”这家慈善机构召开的盛大午宴上的。那些大英帝国的女儿们永远都不会想到她们喝了波多黎各人的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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