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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耳室内，一片忙碌景象。

“钮钟一套14件，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墙壁下。”

“甬钟一套5件，位于钮钟东侧。从小到大，依次摆放在地面上，未见有木架。”

“甬部与钟体同模铸出，保存基本完好，形制相同，大小不一。”

“每件甬钟的外裴都有丝绢包裹的痕迹，表明是包裹入葬。”

“勾鑃一套8件，置于东耳窒后壁，出土时多数大小相套，器形基本相同，也是一体铸出的。”

“勾鑃上的铭文，除了统一的“文帝九年乐府工造”之外，其下每件还阴刻了“第一”至“第八”的编码，篆文字体工整！”

“刻有第一的勾鑃最大，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以下依次递减！”

“第八最小，通高只有36.8厘米，重10.75公斤！”

陈翰与林雅，庄云鹏他们，正在清点着清理出来的三组青铜编乐。

孔建文和李教授，则在旁边进行记录。

三组青铜编乐的每一件器物大小、形制、特点都记录归档后，李教授合上本子：“一会从三组青铜编乐里，各选曲一件，请广东地质局中心实验室的研究员们，进行电子探针分析。”

“确定一下这三组编钟的化学成分，看看制作的合金比例。”

一般来说，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制作青铜器时都要用铜、铅、锡三种金属作为主要原料。

不过到底这三种原料的配比多少，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工坊铸造出来的青铜器都不一样。

这三组青铜编乐的出土，对研究南越国当时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必须好好研究。

“剩下的这些青铜编乐，就分装送到广州博物馆暂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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