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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骇然地看着周举人的尸首。

便传出张安世的惊叫：“天哪，我最见不得这个，快把尸首抬走，抬走。”

意味着，他二两多银子收的那么多的粮几乎让他倾家荡产。

顿了顿，张安世接着道：“当然，单靠这个也不足够，壮丁们到了农闲，若是出去再打一些短工，亦或者，家里劳力多一些，便可让一人出去务工，这也不失为改善家境的办法。官府这边，大可以进行鼓励。”

朱棣听着，很是满意的样子，连连点头道：“你倒是什么都预料好了。”

张安世倒是实诚地道：“不是预料好了，而是改变了税制，确保官府有了力量。倘若似从前那般，一个县，只几个正经的官，其余的……尽是杂役，官府每年收到的税赋，连养活自己都不够，要办什么事，都需看乡贤和士绅的眼色，那么纵然是包拯在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张安世这话，可是实情。

在古代，好官的标准，基本上都和所谓的青天挂钩。却难听说过，谁振兴了一方让当地的百姓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所以，古人要吹捧某人是好官，往往是此人到了地方之后，立即开始处理多年积攒的旧案，然后如何给百姓们讨还一个公道。

生生将县令的职责，变成了所谓的法官。

可实际上，其实古代的地方官，确实权限有限，他们所能干的，可能还真就是法官的活了，至于其他的事，哪一样不要钱粮？任谁来了，都得抓瞎。

因而绝大多数时候，所谓的县治，本质就是乡村和宗族自治，因此才衍生出了所谓的乡贤和士绅，他们把持地方事务，这地方的事务，千百年不见改善，本身也是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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