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着一群随从来到这里：四艘船的士兵，他的一批“顾问”，还有一个妻子。他不苟言笑的做派及其军人政客的神态给聚集在码头区的殖民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孔雀一般，趾高气扬、妄自尊大”，范·德·邓克对于他们新领导人的登场方式如是总结道。人们也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我们能想象到，在1647年的那个春日，许多顶松软的宽边帽、花边领、紧身裤或者膝盖上打着结的长筒袜，还有宽筒靴——下曼哈顿一派伦勃朗画中的景象。

在风车的帆叶和阿姆斯特丹堡的断壁残垣下，在广阔的海港的映衬下，他们举行了一场正式的仪式——象征着领导权更替的火炬交接。在他的演说词中，施托伊弗桑特宣誓自己的做事方式会“像父亲对待他的孩子一般”。他释放出来的权力信号清清楚楚：当整个社区的人向他脱帽致敬的时候，他的帽子却纹丝不动。在殖民地居民们还站着的时候，他却坐下了。

基夫特发表了讲话，他感谢殖民地居民对他的忠诚和信任。那完全是言不由衷，是每个地方的政客都会用的空洞说辞，而在一个典型的荷兰贸易站点中，这番说辞换来的是一片沉默。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礼节性地停下来，给社区居民一个机会向他回谢。约赫姆·奎伊特抓住了这个停顿的时机，宣泄了一个水手的满腹嘲讽，大意就是基夫特应得的不是感谢，而是别的东西。科内利斯·梅林补充了几句大胆的评论。其他人开始插话。这场仪式眼看又要陷入人们熟悉的乱糟糟的局面。

然后，不知何故，大家都看着施托伊弗桑特。他在现场，人们感觉到了，注意到了他的影响力。现在，他们闭嘴了。施托伊弗桑特当然已经知晓了整个情况；实际上，因为在阿姆斯特丹看过那份记载着殖民地居民的抱怨之辞的文件，所以他比基夫特还了解情况。他肯定对基夫特非常不屑，那是一位军官对于未能赢得下属尊敬的人的情感。但是，站在那些反抗权威的乌合之众一边又是完全违背他本性的事情。至少，他认识了激进分子阵营中的一些领头人，知道了梅林和奎伊特的名字。他向社区居民们郑重宣告，在他的管治之下，人们可以快速平等地获得正义。然后他很快结束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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