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三年前的这样一个春天，我去芝加哥大学作演讲，一共六讲——作为对我一年多前愉快地接受的邀请的回应。那时我还是一位政府官员——一位外交官员，确切地说——正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度过一个长假。这些演讲是我平生首次应邀发表的学术演讲。这些演讲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若干历史事件。因为那时我对美国外交史的无知程度比现在更甚，我主要利用自己二十四年的外交经验，努力从经验给我的教训出发考虑所讨论的那几个事件。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演讲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题名为《美国大外交》的小册子正式出版。这个小册子在美国通常似乎被作为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课程的课外读物使用。令我吃惊的是，我听说这本小册子仍在印刷出版。大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得不随后在什么地方读它了——它让你快乐还是让你厌烦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了。

看过那本小册子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想起那些文章就其性质而言，既是分析性的也是批评性的。就这些演讲的分析性意义而言，我努力去发现，当每个美国政治家带我们到这些不同的国际事务中远足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就演讲的批评意义而论，在检查了这些知识和政治动机之后，与当时的现实情况相对照，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认为我们是反应性的；我也与我们所达到的结果相比较，依次来评估这种反应的充分性。

这种探究的结果并不十分令人鼓舞，我担心，它们使这个国家将其所能有效地投入远超其边界的冒险中去。

第一个演讲论述的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我发现在我们所说的参战的所有原因中，“没有太多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和“没有太多谨慎而又有条理地评估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发现一旦我们投入战争，在武装力量的方式上，我们不是受任何深思熟虑的概念——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为什么——的指导，而是受“大众情绪、政治压力和政府内部的阴谋”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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