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家人，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在四川的两年时间里，我非常感谢海斯勒家族和甘迪斯家族与我保持联系的那些亲人，我感谢你们在写作上给我的鼓舞和支持。我向你们允诺，今后我肯定会找到跟家更接近的写作主题。

从第一次顺江而下，到最后一次浏览手稿，亚当这个哥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做到了有求必应。尤其要感谢的，是你在涪陵给了我如此深远的影响。同时要感谢的，是你在编辑方面给我提供的巨大帮助——有时候这真是非常艰辛、非常细致的活计。我们有如跟风车作战的两个骑士，换了别人，我在那里恐怕一刻也待不下去。

我还感到幸运的是，我跟桑尼和诺林一起在涪陵共同面对了乐趣和挑战，她们俩真是很棒的志愿队员。我能够在四川开始一段生活，实在是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第三批中国队员好得不能再好了，他们是： 泰米·恰普曼、希恩·科迪、麦克·高提格、罗斯·卡科斯基、凯琳·洛克、丽萨·麦凯莱姆、罗伯·施密茨、克莱格·西蒙斯、萨拉·忒福德、瑞贝卡·斯坦勒·瓦里汉、安德鲁·瓦特金斯、茉莉·瓦特金斯，以及亚当·维斯等。我还要感谢特拉维斯·克林伯格、克里斯托弗·马卡迪特、麦克·迈尔，以及沃尔肯一家人，我在四川期间，以及其后的日子里，你们给了我莫大的关怀，我非常感谢你们。

我在涪陵期间，“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让我享有自由的空间，我因此尤其要感谢威廉·斯拜德尔、坎黛丝·克里斯蒂安、多恩·麦凯，以及詹义美女士。

好几位编辑帮助我作了修改工作。我尤其幸运地结识了密苏里大学的道格·亨特先生，他不吝时日，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感谢《华尔街日报》的斯科特·克莱默、马特·梅茨格、安吉拉·海斯勒、特尔扎·伊文，以及《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的易安·约翰逊提供的评论和推荐。我尤其获益的是，我在涪陵教过的一个学生读过手稿之后，以当地人的眼光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在这里我不能提及你的名字，但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我也想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迈克菲，你既给了我指导，也给了我友谊。我还在涪陵的时候，是你的鼓励才使我开始了本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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