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说的是一桩劫持案。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劫案，从某种程度上说，堪称“民国第一大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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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正在津浦铁路上疾驰。

在中华民国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能坐得起这列列车的人，依旧不多。这列列车是时任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订购而来，车厢为全钢打造，外面漆着蓝漆，俗称“蓝钢皮”——在当时整个远东地区，这样的列车只有一列。

车好，自然票贵。

1924年，四川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到上海去看望女儿，曾搭乘过一段津浦线上的这列火车，连火车票在内，一共在火车上花费了49块大洋。

49块大洋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的北京，一块大洋，可以订半个月的牛奶，或买2斤鲜羊肉，或买20斤大米。

由此可见，当时能坐这列火车的，都是些什么人。

“蓝钢皮”列车的另一特征，就是车窗为拱形

回到1923年5月5日晚的这列“蓝钢皮”。

“蓝钢皮”分一、二、三等车厢，一等车厢由一间间的软卧构成。能买得起一等车厢车票的，多半是外国人，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中国生意人。

那一晚，在“蓝钢皮”的一等车厢里，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而另一群外国人，如《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苏里新闻报》驻远东记者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是到山东境内采访的。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在中国已经待了8年，很自然获得了一个称号：“中国通”。作为一位媒体界人士，鲍威尔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到哪里都喜欢记上一笔。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我们后人才能完整知道之后发生的所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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